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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建 杜成宪 :新中国70年的教育成就

发文时间:2019-12-26
 作者简介:王明建(1979-),男,山东梁山人,嘉兴学院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近现代教育史研究;杜成宪(1954-),男,浙江东阳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年第6期


  摘要: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教育完成了重要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收回并掌握了完整的教育主权;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属性,使广大人民充分享有了教育权利;消除了数量十分巨大的文盲,改变了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状况;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各类人才;实现了教育理念的转变;完成了教育体制的创新;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形成了独特的教育发展道路;有效开展了民族教育事业;获得了教育的国际地位。
  关键词:新中国70年;教育成就;教育理念;教育体制;教育体系


     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教育的发展,我们完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由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进而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变,由为政治服务的教育向为现代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需要服务的教育转变,由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教育向适应乃至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教育的转变,由移植模仿为主的导入式教育向自主探索、创造的开放型教育的转变,尤其是由教育的贫国弱国向教育的自足之国乃至大国强国的转变,为全人类提供了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差异悬殊的教育现代化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


  一、掌握了完整的教育主权
  国家主权的不完整是近代中国的显著特征。 在教育领域,集中表现为教会学校在我国治外的存在和教育发展对他国的依附。 新中国成立后及时接收了教会学校,收回和维护了完整的教育主权,掌握了完整的教育管辖权和独立自主的教育发展权。
  (一)结束了教会学校在我国治外的存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就有将教会学校纳入中国教育体系的设想,直到十多年后,才被迫做出收回教育主权的表态。 到1926年,分布于全国的教会学校无一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1](P398)。 直到1947年,对教会大学立案注册才基本完成,而教会中小学立案注册的基本没有。 新中国一成立就及时部署收回教育主权工作,强调新中国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管理学校; 私立高等院校行政权、财政权及财产所有权均应由中国人掌握; 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和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等活动。 仅费时一年,就完成了对教会学校的接收工作,并在此后接办私立学校和高校院系调整中全部改为公办[2](P127)。 坚决彻底地收回了完整的教育主权。
  (二)实现了教育发展的独立自主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现代教育发展一直受其他国家牵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在学习外国长处的发展战略中,始终立足国情,避免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选择教育发展方式和道路。 先后依据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完成了对旧教育的改造。 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和“两条腿走路”的教育体系。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我为主”的发展导向,实现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管理、从移植模仿到内在创生、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教育话语的中国特色日益鲜明,教育实践的中国经验日益成熟。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包括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在内的“九个坚持”,科学总结和指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现代化之路。
  (三)维护了教育主权不受侵犯
  坚决不允许侵犯国家教育主权是我国教育开放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 除《宪法》《教育法》对维护教育主权作出明确要求外,我国陆续颁发的涉外办学政策法规的规范性和权威性程度不断提高,内容不断全面和深化,措施不断具体和有效。 从1985年《中外合作办学暂行条例》的规范说明,到1995年《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对办学秩序的强调,再到2003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整体规划,形成了完整的涉外办学法律法规体系; 从2006年《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和2009年《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方案》,到2013年《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工作的意见》和2016年《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统筹了国际、国内两个维度,以评估监管引导质量提升,切实掌握了完整的教育管辖权。
  二、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属性
  中国近代教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广大人民教育权的丧失。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改变了教育的属性,使广大人民充分享有了教育权利。
  (一)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改变为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人民教育
  新中国肃清了封建、买办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 开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政治常识课和政治理论课,坚定了新中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 改革学制、课程及教法,“明确地和充分地保障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工农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受教育的机会”[2](P33)。 将广大人民的受教育权始终置于法律保护之中,保障了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二)将服务少数人的教育改变为服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教育
  数千年来,教育主要为少数人服务,人民大众被排除在教育之外。 20世纪前期,中国教育依然极度落后,加之昂贵的学费、低下的生产力以及“三座大山”的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终日劳作,也难以供子女上学。 新中国成立后,就要求各级各类学校招生“对于青年工农及工农子女的录取名额”必须有一定比例[3]。 教育事业在短短几年内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民教育体系。 到1954年,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在小学占到82%,中学占到60%以上[4](P54)。 1958年高校新生中工农子女已占55.28%,1965年达71.2%[5](P111)。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充分享有的受教育权得以实现。
  三、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水平
  改变我国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状况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新中国以只争朝夕的气概,用明显少于先进国家的时间成功普及了义务教育,迅速提高了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为国民经济增长积累了后劲,为人类全民教育提供了可贵经验。
  (一)消除了数量十分巨大的文盲
  1949年我国人口文盲率达80%以上,农村和民族地区文盲率近乎100%[6](P1),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头号“文盲大国”。 新中国成立后始终高度重视扫盲工作,将“两基”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全民“扫识字的盲,扫文化的盲,到扫科学的盲”,做到了“一无两有”“六配套”。 20世纪80年代,我国城镇基本扫除文盲; 1998年文盲率降到15%以下,青壮年文盲率降到5%以下; 2000年底,如期实现“两基”目标,结束了中国文盲丛生的历史,甩掉了世界头号“文盲大国”帽子。 用15年时间完成了美国100年、日本78年的小学教育普及历程[7](P163)。 2007年,西部地区“两基”攻坚如期完成,全国“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99.38%,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3.85%[8](P182)。 2011年,全国各省市区通过了国家“普九”验收,义务教育名至实归。
  (二)保持了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1949年我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日本明治维新前期水平,低于美国和英国1820年的水平[9](P24)。 到2000年底,我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7.85年,明显高于同期世界劳动力6.66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7](P163)。 2007年,我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8.46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年[8](P182)。 十八大以来,我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升进入加速阶段。 改革开放前30年,我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3.32年,后10年就提高了2.04年[10](P41)。 目前,我国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10.5年,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5年,继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获得了发达国家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
  随着我国教育普及和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到2003年,我国总人力资本存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1980年的17.6%提高到24%,相当于印度的1.8倍,美国的2.8倍,俄罗斯的6.4倍,日本的7.9倍[7](P163)。 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总人力资本最大、也是增长最快的国家。 持续发展至今,我国劳动力队伍的人力资本积累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并将OECD中的一些新兴国家成员远远地甩在后面[10](P41)。
  四、培养了数量巨大的各类高水平人才
  “家无才不富,国无才不强”。 新中国的人才培养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对接,培养了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数量巨大的各类高水平人才。
  (一)培养了数量巨大的各类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全日制高等学校为国家培养了1.6万名研究生,155万名大学毕业生,分别是1912年到1948年36年间的7倍和69倍。 到新中国成立50周年,教育为国家建设输送了约6 000万高、中等专业人才[6](P593)。 到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国高等学历的从业人数达到8 200万人,整体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11](P55)。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普通本科高校累计输送近2 000万名现代化建设人才[12],为我国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二)培养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各类人才
  新中国成立之初,通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改变了高等教育重文轻工的状况,培养出了大批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科学文化素质较高的专门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以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中心,推进“四有”新人培养; 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推进素质教育; 以课改为突破口,推进教学改革;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进全程、全方位育人。 人才培养实现了从“专门人才”到“一专多能”,再到“创新型”人才的转变。 尤其是“211”“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的相继实施,大批担负民族复兴大任的创新型人才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
  (三)培养了抵消“人口红利”下降的各类人才
  虽然我国从2010年起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但“人才红利”的持续上升抵消了这种下降所带来的影响。 十八大以来,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8.75%提高至11.01%; 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3.72%提高至16.35%。 同时,职业教育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每年为各行各业输送近1 000万名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各类培训上亿人次[12],大大提升了我国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撑。  
  五、实现了教育理念的转变
  先进的理念是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南和动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基本教育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国内外教育发展同频共振,不断深化我们对教育规律的认知。
  (一)从教育工具论到教育服务论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是我们对“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的共同认知。 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的《宪法》都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发展人的功能的统一。 但在“文革”期间,这一认识被“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所替代,“模糊了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基本功能”[13](P序)。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基本理念,扭转了教育工具论的误区。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将这一理念发展为“四个服务”,进一步突出了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和满足社会建设需要的功能,科学回答了“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的重大问题。
  (二)从“社会中心”到“人民中心”
  关于“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改造旧教育、建设新中国的严峻考验,毛泽东提出的教育方针,指明了“服务于国家建设”的人才培养方向。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培养“四有”新人,有力促成了教育“更有效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随着改革开放成功推进,教育逐步回归到“民生之首”,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成为十六大以来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立德树人成为十七大以来一以贯之的根本任务。 习近平以“五育并举”对“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作出新概括,深化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内涵,进一步厘清了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的问题[14]。
  (三)从“面向世界”到“中国特色”
  在“办什么教育”“怎么办教育”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必须”,学习外国长处,成为我国教育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手段。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进一步指明广泛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经验的发展之路。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要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2016年进而提出教育要“扎根中国”,丰富和发展了“三个面向”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之后提出的“九个坚持”,再次强调“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标志着对“办什么教育”“怎么办教育”的认识达到一定高度,体现了更开阔的世界胸怀和更坚定的文化自信。
  六、完成了教育体制的创新
  实践证明,教育事业的每一步前进,均有教育体制创新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教育体制顺应社会发展,在嬗变和阵痛中破除体制性障碍,完成体制创新,保障了教育事业的勃勃生机。
  (一)从国家包办到管办评分离
  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的高度统一和集中的教育体制,为稳定和巩固新政权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体制统的过死、条块分割的弊端日益突出,教育活力渐渐消解。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开启了简政放权的大胆探索和尝试。 义务教育教育管理体制经历了从“以乡为主”到“以县为主”的完善; 高等教育改变了单一隶属关系,形成了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统筹为主的管理体制。 办学体制也实现了由国家单一办学向国家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参与、各种形式办学的转换。 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变了由国家“包学费”“包分配”的局面,全面实行缴费上学,自主择业。 国家包办教育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性改变,教育活力得到持续激发。 随着1998年和2004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部署,简政放权进一步深化到高校招生、后勤社会化及办学自主权等层面。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教育体制改革进入到了管办评分离的新阶段。 省级政府的教育统筹权和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持续推进。 截至2017年,教育部深化“放管服”改革,累计取消数十项各类审批、行政许可事项[12]。
  (二)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人民教育政府办”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和地方财政十分困难,难以完全保证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创造了政府为主、社会支持和人民参与的“人民教育人民办”发展模式,初步实现了“两基”目标。 十六大以来,我国财政收入逐渐具备了满足教育事业发展的财力条件。 2003年起,新增教育经费主要向农村倾斜。 2005年起,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2008年起,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 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重大历史转变。 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例首次超过4%,且逐年只增不减。 与此同时,免费师范生政策重新回归,当年就有1.2万名师范生享受到免费教育。 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 截至2017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4.25亿人次,资助金额达到6981亿元[15]。
  (三)从满足教育需求到满足优质教育需求
  十八大以来,解决人民群众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与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成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 教育新体制的“四梁八柱”基本搭建完成,整体进入“全面施工内部装修”阶段,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即将构建完成,“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得到缓解。 到2018年底,普惠性幼儿园占全国幼儿园的比重达到68.57%; 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全国在园幼儿的比重增加到73.07%[16]。 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加速,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效显著,“择校热”问题初步解决。 弱势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状况不断改善。 截至2017年,占全国总县数81%的县义务教育发展实现基本均衡[17]; 在公办学校就读的随迁子女比例稳定在80%左右,30个省份实现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18]。 截至2016年,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0%以上[19]。 2017年,第一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平稳落地; 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惠及28.7万人,国家农村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累计招生27.4万人[15],实现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连年增长; “双一流”逐步形成,我国高校及学科的世界影响力大幅提升。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跻身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2018年全球大学排行榜前30位; 我国大陆高校在2017“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中上榜1 289次,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并在7个学科位列世界第一[20]。
  七、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①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教育人口约占世界的26%,我国学龄人口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结构更加合理,教师队伍日益壮大,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
  (一)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建国后最初几年就成效显著。 1956年全国入园儿童达到108.1万人,是建国前学前教育发展最好年份的8.3倍; 全国小学在校生近6 347万人,是建国前小学发展最好年份的2.9倍; 在校初中生438.06万人、高中生78.41万人,是建国前中学发展最好年份的3.4倍多。 2016年,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率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018年,我国学前教育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院校数量虽经院系调整而有所减少,但在校生数有大幅上升。 1956年,高校在校生达到40.3万人,是1947年的近3倍。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我国高校以每年10所的速度增加,到2000年,普通高校达到1 041所。 进入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进入高速发展时期,2000年到2008年间每年增加150所到200所。 截至2018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 663所。 高校在校生数以更快速度增长。 改革开放后的20年,高校招生基本上每10年增加100万人; 在21世纪前10年,提升到每年增加100万人。 2007年,我国高校在校生数跃居世界首位。 201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等教育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
  (三)最大规模的职业教育
  1949年,中国的技工学校仅有3所,在校学生2 700人,到1956年发展到212所,在校学生13万人。 20世纪90年代,中职、高职分别占我国高中学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截至2017年,全国1.2万余所职业院校开设了约10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年招生规模930余万人,在校生达到2 682万人。
  (四)最大规模的教师队伍
  新中国70年来的教育发展中,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总人数稳步增长,学历结构不断升级。 1949年,全国各级学校教师数量分别为: 幼儿园0.25万人,小学84.92万人,中学6.66万,高校仅1.6万人; 到1978年,四者分别为1949年的111倍、6倍、5倍和13倍。 改革开放至1985年,我国教师数量相对稳定,一直维持在900万人左右; 从1985年到2018年,一直保持年均25万人以上的增长数量; 从2005年开始,教师供给状况由短缺进入到富裕阶段。 截至2018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1 673万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学历合格率达到99.9%以上,普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达到98.41%,普通高校研究生以上学位教师的比例达到73.65%。
  八、形成了独特的教育发展道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70年来,边探索、边总结,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提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敢于探索、创造的精神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实现了从暗中摸索到明里探讨的转变。
  (一)立足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毛泽东教育思想指引下,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教育精华和外国教育先进经验,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转型,确定了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 通过“开门办学”、学习苏联经验、“两条腿走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系列改革,开始了以人民为中心、立足国情办教育的社会主义教育道路探索,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作出良好开端。
  (二)面向世界的特色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三个面向”思想指引下,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广泛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经验和技术,把教育事业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切实推进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和提升教育质量。 走上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深化教育改革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之路。
  (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发展道路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着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建设教育强国、加快教育现代化、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高度重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到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规范校外培训机构……[21]从百姓最关切的问题入手,从最难改的地方入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路的探索进入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发展的新时代。  
  九、有效地开展了民族教育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解放前处于各种落后社会形态的少数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民族学校,第一次接受到现代教育,第一次培养出本科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为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与社会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大幅提升
  70年来,我国民族教育已建成贯通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一体化教育体系,且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水平快速提升。 2014年,新疆地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高于全国1.9个百分点; 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与全国持平; 初中毛入学率高于全国12.9个百分点。 西藏地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和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分别比2010年提高了34.61个百分点和13.27个百分点,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0.57%,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8.6年。 西藏区内高校生均校舍面积、生均图书册数、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 截至2016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中少数民族在校生2743万人,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10.34%,比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8.54%高出近两个百分点[23]。
  (二)民族融合教育成效显著
  新中国通过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及举办适合民族地区发展需要的民族学院、寄宿制学校、预科班、民族班(校)、女童班等,保护了民族教育文化传统,促进了民族融合。 特别是作为异地办学形式的民族班蓬勃发展,有效加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民族团结。 截至2016年,内地西藏班累计完成招生11万余人,为西藏培养输送中专以上人才3.6万余名。 截至2017年,内地新疆高中班已累计招收18届10万余名各族应届初中毕业生,为新疆培养大学人才2.1万余名。 目前,14个省市45个城市的93所高中开办有新疆班,共有在校生3.64万名[23]。 民族双语教育体系日益完善。 截至2014年,全国共有1.2万多所学校使用21个民族的29种文字开展双语教学,接受双语教育的学生410万,双语教师23.5万人。 全国每年翻译中小学民文教材3 500余种,出版发行1亿多册[22]。
  十、获得了教育的国际地位②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深化。 经历了从规模发展到提质增效后,进入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新时代。
  (一)留学教育持续处于世界前列
  1951年,我国开始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截至1960年,共计向苏联派出各类留学人员8 208人,成为当时世界上派遣留学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 改革开放后,从1978年到1998年,各类出国人员总数达到30万,继续处于世界各国中出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行列。 到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达到60余万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 与派出留学人员同步,1950年开展了来华留学教育工作。 1998年,我国成为接收外国留学生的大国。 到2017年,来华留学生数量达到了48万余人,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
  (二)教育国际化开始由输入型向输出型转变
  境外办学作为中国教育“走出去”的重点战略之一。 近年来,我国在境外举办的本科以上办学机构和项目达到102个,拥有210万人各类学员的512所孔子学院,1074个中小学孔子课堂覆盖了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 全球学习使用汉语的人数达到1亿。 教育发展经验走出国门,上海数学教师在英国进行教学示范,数学教材在英国被广泛使用。
  (三)中国教育正走向世界教育中心
  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新格局,全球教育治理的中国话语日益权威。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上国际组织的舞台,开启了中国人执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史。 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一道成为我国外交的三大支柱。 截至2016年底,与我国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的国家、地区及重要国际组织达到234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达到8个。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教育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生动体现,是“九个坚持”的实践之果,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的群策群力和教育战线的坚忍不拔、艰苦奋斗的辛勤浇灌之花。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着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正逐步变为现实。
  注释:
  ①本节中数据依据《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4)》(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柏福临、孙友葵、于学佩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教育史(现代卷)·第二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1949-1985)》(陈学恂著,1991年油印本)《中国教育改革开放40年:关键数据与国际比较》(方晓东著,北京师范大学2019年版)《2007年教育数据统计》《2017年教育数据统计》《数读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教育部网站)整理。
  ②本节中数据引自《共和国教育50年(1949-199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编,北京师范大学1999年版)《40载砥砺奋进成就辉煌载史册》(《中国教育报》2018-9-10)《这5年,教育开放筑新局》(《中国教育报》2018-03-20)《数据看变化·教育对外开放情况》(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教育部网站2017年)《追寻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印迹》(《中国教育报》201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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